蛰伏了5个赛季重回中超大家庭的浙江队，在最近经历了无数个“第一次”——第一场比赛、第一个积分、第一个进球。前仆后继的足球人们正在开创“后宋卫平时代”的浙江足球新时代。

不过话说“福兮祸之所伏”，就在一切都在向欣欣向荣的方向发展之时，重返中超的第一张罚单不期而至，浙江足球人们好好地交了把学费。

原因很简单，浙江队3号球员王瑒在新闻发布会中穿着了中超装备赞助商耐克的竞品品牌运动鞋亮相。同时浙江队的训练衫胸前印上了球队主赞助商浙江能源和绿城中国的品牌logo，因此浙江足球俱乐部被中超公司通报批评。

第一条的竞品违规很好理解，实际上同为中国顶级联赛的装备赞助商，李宁在CBA赛场上对于竞品的把控，要远狠过中超的耐克。CBA球员稍有不慎露出竞品的品牌logo，都会招致动辄数万元的罚单。所以在保护赞助商利益上说，第一条处罚得虽然霸道，但也没什么话说。

问题出在第二条上，浙江队表示胸前露出的“浙江能源和绿城中国”同本赛季中超联赛的主赞助商并没有业务上的交集，也就更提不到很么竞争关系了。

浙江队说的，是2019赛季收官战结束后的庆祝活动违反中超商务规定并作出处罚一事。

按照中超公司的规定——中国足球协会根据中超联赛各俱乐部的比赛成绩，负责统一颁发各类奖项、制作冠名奖杯和冠名纪念杯。各俱乐部和赛区不得以任何形式对中超联赛个别、部分或全部场次进行颁奖或冠名各类奖项。

恒大不但办了夺冠庆典，还在庆祝花车上露出了自主品牌“恒驰”的品牌logo。本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事，变成了损害中超主赞助商利益的侵权行为。巧合的是，中超联赛汽车主赞助商正好是广州恒大的竞争者上海上港的股东上汽集团，所以于情于理也要“办你没商量”，恒大被扣了50万元分红，为自己的任性买了单。

不过和恒大不服处罚相比，浙江队虽然觉得委屈，但还是用胶布挡住了赞助商logo以配合中超公司的规定。虽然看上去很滑稽，但还是要给他们遵守规定、知错就改的梯度点个赞。

不过浙江媒体人有着不同的看法，比如跟队多年的记者徐毅就在微博上吐槽了中超公司的处罚——如果一个职业联赛没有足够的商业价值。就很难健康持续下去，中性名政策已让赞助商丢失了展现自我的巨大舞台，外界甚至认为这对中国职业足球是毁灭性的打击。

如果对俱乐部有太多限制，无疑是在打击投资人和俱乐部的积极性，让本就举步维艰的职业联赛更难健康发展。如果管得太死，就会抹杀俱乐部和联赛的活力。

简单来说，当前中超公司的招商规则是基于十几年前的商务环境。彼时老编的看法同这位老师的看法雷同，中超公司的玩法的确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

当时中超属于集体招商、平均分红的“大锅饭”模式。这种情况以牺牲大球市为出发点，通过捆绑销售的形式运营。一方面维护了中超规模的稳定；另一方面让贫富差距至少在官方层面不至于拉得太大（冠军和降级队的年度分红只相差300万元）；另一方面也展现了各中超俱乐部价值尤其是小俱乐部价值的脆弱。

当然，那个时候北上广的俱乐部就很有意见，其中意见最大的当属北京国安。按照北京的火爆球市，光是胸前广告就可以卖一个亿，而装备赞助拿到千万也很轻松。然而在足协和中超公司的不透明“大锅饭”规则下，俱乐部在品牌方面牺牲巨大。

在足协和耐克的“胡萝卜加大棒”的组合拳下，国安造反的事以不了了之告终。而事后耐克“专门给国安设计”的球衣也充满了夹私货的打击报复。这么一搞，就更加没有人提所谓的不公平一事，大家沉醉在每赛季6000万元的中超分红当中。

然而好景不长，疫情时代到来，足协牺牲联赛豪赌世界杯。这一味味毒药让原本趋之若鹜的赞助商们火速离场。中超公司收入从下滑1/3到下滑2/3，终于破落到去年中超球队分红仅有百万元人民币的程度。

换句话说，之前地主家有余粮的时候，那些金主爸爸们看中中超的品牌价值、社会影响力和社媒曝光度。这种情况下，大球市有着小球会所不具备的地缘优势问题。然而时过境迁，输越南、骂球迷、打女人、没前途，中国足球口碑一夜崩塌。这个时候，中国足球的价值属性清零，地域情结也就粉墨登场了。

打个不恰当的比方，河南名酒宋河大曲的资金有限，厂子就想赞助下河南人民子弟兵，顺便竖立一下自己在省内的品牌形象，好和宝丰酒掰掰手腕。酒厂没有必要也没有资金去和中超公司签一揽子赞助协议，成为三级赞助商去资助省外球队。那么按照中超公司的态度，无疑把宋河大曲赞助河南嵩山龙门的大门给堵死。

事情就是这么简单，全世界的足球俱乐部在疫情时代中全都过着苦日子，大家不得不通过各种方法去搞钱。巴萨早早就开放诺坎普球场用于举办婚庆和典礼，每赛季能入账4000万欧元；日本J联赛在疫情中不仅放开了中性名政策，还放开了跨区域经营，各级别J联赛俱乐部纷纷和社会机构签订赞助协议，大到航空公司、跨国企业，小到办公文具、计生用品。虽然球队训练服上满满的广告三俗到了极点，但是球队能活下去，足球能发展起来。

反观中超公司，自己没本事搞钱，还拦着不让俱乐部“各凭本事”找活路。我觉得即使再小的球市，即使搞不来中超巅峰期6000万水平的赞助大单，搞个几百万的赞助还是绰绰有余的。

足协的“中性名政策”不让企业冠名，已经让诸多投资人望而却步；中超公司再不让“公益家”们找钱。要知道，地域情结是中超仅剩的精神食粮了。政府不接手、投资人欠薪当老赖，如果连本土企业家们为家乡办点事的诉求都拒之门外，中国足球不要说发展下去，你们又凭什么能够活下去呢？

不让冠名、不让赞助，0收入用爱发电，继续欠薪继续赖！

实际上，屁股指挥脑袋是当下足球管理者们的通病。就说一说这个中超公司，堂堂一个中国职业足球顶级联赛的运营者和管理者，每轮比赛的最佳球员不用正规数据公司的数据统计说话，不让业内专业人士参与评比，而是让球迷投票来决定。

于是我们看到了如此搞笑的一幕，中超首轮最佳球员不是上演帽子戏法带队三球大胜的谭龙，而是用梅开二度带队拿到平局的林良铭。进三个球的不如进两个球的，这样简单的“识数字”环节彰显了中超公司管理者的智商。这一切又和中国民间幼儿足球赛事中“靠点赞争冠军”的可笑行径有何区别？

这并不是最让中超掉粉的操作。听说中超公司很在乎赞助商的权益？那么腾讯以3年2.4亿的“天价”拿下中超网络版权后，中超公司官方却私自在抖音短视频平替上开设了“中超联赛官方抖音号”。

抖音并没有花一分钱，却从官方得到了和3年2.4亿相同的权益。这种操作对于赞助商的伤害性，和没碍着谁没惹到谁的浙江能源和绿城中国所带来的伤害性孰轻孰重，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杆称。

然而最终，被通报批评的只有浙江队，让中国足球陷入死循环泥潭的人，还在“通报批评”着别人，还在签着罚单。

我爱中国足球，我怕它完了！